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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·人物|“世界范”校长杨福家

很多复旦老人(ren)觉得,相比前任校领导的(de)治校风格,杨福家显得更“激进”一些,他(ta)的(de)这种“激进”或者说“前沿”,来自于他(ta)开阔的(de)国际视(shi)野。

2022年7月17日,86岁的(de)杨福家在上海病逝。

曾与杨福家搭班子的(de)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认为,杨福家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(de)校长,留下的(de)最主要痕迹就是(shi)引导复旦开拓国际视(shi)野,建(jian)设(she)“开放型大学”。他(ta)的(de)一些理念放在当时的(de)背景下或许主要价值在于激励,放在今天则有很大现实意义。

杨福家。刘可耕 摄 杨福家。刘可耕 摄

“哥本哈根精神”

哥本哈根,是(shi)杨福家心中的(de)“第二故乡”。

他(ta)曾说过,如果没有去丹麦,后面很多机会都是(shi)不会有的(de),一生中的(de)这两年对(dui)他(ta)来说至关重要。

1963年,中国与丹麦签署科学交流协议,派遣两名中国物理学家去丹麦进修。经过层层推选,杨福家成为候选人(ren),被派往丹麦的(de)玻尔研究所。

在玻尔研究所,人(ren)人(ren)笃信曾在这里工作的(de)诺贝尔奖得主、大物理学家海森堡的(de)名言:“科学扎根于讨论。”所里有一块大黑板,黑板前总是(shi)围着人(ren)。

在杨福家看来,餐厅是(shi)研究所里的(de)最佳学习场所,那是(shi)最吸引他(ta)的(de)地方。他(ta)很少去图书馆,觉得图书馆里都是(shi)老的(de)知识,要学习最新知识不如向餐桌边的(de)人(ren)请教。

杨福家说,在玻尔研究所的(de)这两年让他(ta)经受了最纯正的(de)科学精神的(de)洗礼,是(shi)让他(ta)“破茧成蝶”的(de)一段经历。他(ta)亲身感受到什么是(shi)“哥本哈根精神”,那实际上是(shi)一种“气氛”,一种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紧密合作的(de)浓厚学术气氛。

1979年,杨福家第二次访问玻尔研究所。美籍华人(ren)学者、后来担任得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副校长的(de)冯达旋当时也在这里访学,由此与杨福家相识。

他(ta)发现,杨福家一方面对(dui)所从事的(de)研究有浓厚兴趣,另一方面对(dui)科学以外的(de)课题,如教育、经济以及中国的(de)未来等也有广泛兴趣。他(ta)说,在“研究型大学”这一术语流行之前,杨福家已理解了“研究型大学”的(de)职责。“总之,我(wo)清晰地看到,杨福家注定拥有一份超越科学的(de)影响巨大的(de)事业。”

主政复旦

中国改革开放后,杨福家一步一个脚印地迎来了冯达旋所预言的(de)这份超越科学而影响巨大的(de)事业。

1991年,杨福家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(后称院士),还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。这年5月,他(ta)担任复旦副校长,倡议创办了高校第一个智库——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,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“这一改革开放中的(de)新事物”。

1993年2月,他(ta)被国务院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。在就职演说中,他(ta)提出“追求卓越,争创一流”的(de)目标,认为当前学校工作的(de)重心应当放在提高“国家队(dui)”水平上,使之有朝一日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(de)行列。

杨福家在复旦大学加速器实验室指导研究生。刘文祥 摄 杨福家在复旦大学加速器实验室指导研究生。刘文祥 摄

杨福家提出的(de)“创一流”目标让大家颇感吃惊,因为学校实力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全面差距。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程天权(1995年后任党委书记)认为,“创一流”的(de)目标很鼓舞人(ren)心,讲出了大家想讲没讲的(de)话,但因为条件并不具备,当时除了杨福家没人(ren)敢喊这个口号。

为说服大家接受这个目标,杨福家说,无论个人(ren)还是(shi)单位都要认清自己目前所处的(de)历史位置,才能准确选择奋斗目标。在他(ta)看来,无论是(shi)从国家以往对(dui)学校的(de)支持还是(shi)今后对(dui)学校的(de)期望来看,复旦大学办成一流大学的(de)目标确定无疑。

1993年夏天,把复旦大学建(jian)成世界一流大学的(de)目标被正式提出,写进《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(1993-2005)》。以此为目标,杨福家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(de)改革。

这些改革措施中,最重要的(de)一条是(shi)倡导和鼓励“名教授上基础课”。鼓励措施包括给上基础课的(de)博导每人(ren)每月300元人(ren)民币特殊津贴。

杨福家认为,一流教授应该上讲台,否则的(de)话,学生进校前听说复旦大学有那么多名师,又是(shi)院士又是(shi)博导,进来后却连一个都见不到,会产生受到欺骗的(de)感觉。

他(ta)刚任校长时,全校108名博导,上基础课的(de)只有2名,到第二学期已有16名博导走上基础教学第一线,几年后增至60多人(ren),形成了以上基础课为荣的(de)风气。

杨福家非常看重一点,那就是(shi)给年轻人(ren)机会。因为他(ta)自己就是(shi)“给年轻人(ren)机会”的(de)受益者,而且这些机会都“给得很及时”。此外他(ta)从自己亲身接触的(de)那些诺贝尔奖得主身上看到,攀登科学高峰在很大程度上是(shi)年轻人(ren)的(de)事业。

在杨福家的(de)支持下,从1993年开始,复旦在高级职称评定中专门设(she)立“打擂台”环节,40岁以下、30岁以上的(de)教师可不受晋升名额限制,公开竞争教授、副教授职位。

39岁首批评上正教授的(de)陈思和称自己为“受惠者”,他(ta)在获评教授的(de)同年评上博士生导师,第二年开始指导博士生。他(ta)告诉《中国新闻(xinwen)周刊》,他(ta)和中文系其他(ta)一些青年教师由此得以在复旦稳定下来,目前中文系最重要的(de)一批骨干教授都是(shi)在杨福家任期内成为中坚力量,对(dui)复旦来说是(shi)承上启下的(de)一代。

其后几年,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“打擂台”获得高级职称。1992年学校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正副教授仅54人(ren),到1996年已有207人(ren),1997年达262人(ren)。

杨福家还是(shi)在复旦实行“通才教育”的(de)积极倡导者。他(ta)看到,以前中国研究生教育不发达,因此将本科教育视(shi)为培养高级专门人(ren)才,导致本科的(de)专业设(she)置越来越专,这样培养出来的(de)人(ren)毕业后可以成为某方面的(de)专门人(ren)才,却难有大的(de)创造力。现在到改革本科教育的(de)时候了。

时任教务处处长、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(de)孙莱祥说,“通才”教育的(de)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“万金油”,但最后大家达成共识,大学本科应实行“通才教育”,以使学生形成深厚的(de)基础知识和较强的(de)思考能力。这是(shi)后来复旦实施学分制改革的(de)基础。

孙莱祥觉得,杨福家是(shi)一位有抱负的(de)校长,他(ta)想在任期内将复旦大学提高一个层次,这一想法是(shi)适应形势的(de),他(ta)也确实在任期内让复旦大学的(de)排名有了明显提升,在国内外扩大了影响。有人(ren)曾将他(ta)提出的(de)“创一流”戏称为“唱一流”,但随着工作的(de)推进都逐渐接受了这个目标。

“打擂台”成长起来的(de)胡伟曾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,是(shi)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。他(ta)说,杨福家是(shi)一位强势的(de)有开拓性的(de)学者型校长,他(ta)保留了学者的(de)初心和风骨,是(shi)真正在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办学。作为以文科为重的(de)综合性大学,复旦实施的(de)通才教育非常符合文科“触类旁通”的(de)特点,如复旦民间校训“自由而无用的(de)灵魂”所体现的(de):看似未必实用,实则能派上大用场。

校长与Chancellor

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,年过六旬的(de)杨福家一刻不闲,常戴着一副遮光大框眼镜,身着一身干练的(de)西装,奔波在世界各地。

2000年12月的(de)一则消息,让已淡出公众视(shi)野的(de)他(ta)又成为了新闻(xinwen)人(ren)物:英国综合排名第七的(de)老牌名校英国诺丁汉大学宣布,将聘请他(ta)担任学校的(de)下一届Chancellor。

一直到担任Chancellor之职12年后卸任,杨福家都感到难以准确翻译出这个词,因为中国的(de)高校中没有相似职位。

他(ta)曾打电话(dianhua)问香港大学的(de)朋友,对(dui)方告知这个词在香港翻译为“校监”;他(ta)又问了老朋友、翻译家陆谷孙,陆谷孙很肯定地说,这个词只有一个译法,就是(shi)“校长”,各国的(de)校长作用是(shi)不同的(de)。

陈弘1994年从复旦毕业留校,在校办工作,随后担任杨福家秘书。陈弘说,杨福家是(shi)一位改革型学者,拥有开阔的(de)视(shi)野和理念,习惯于带着对(dui)西方的(de)了解来考察一个事物是(shi)否适用于本土,喜欢引用费孝通的(de)一句话“各美其美,美人(ren)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”。他(ta)很欣赏博雅学院模式,特别重视(shi)学生的(de)个性化发展。

2003年3月,教育部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。杨福家率先试水,在自己的(de)家乡宁波创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。

第二年,宁波诺丁汉大学获得批准,开始招生。这是(shi)一个试验田,杨福家得以将自己关于博雅教育的(de)一些理念倾注其中。

2019年1月18日,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发言。刘震 摄 2019年1月18日,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发言。刘震 摄

在他(ta)看来,博雅教育有五个要素。一是(shi)博,即文理交融;二是(shi)雅,即做人(ren)第一、修业第二;三是(shi)以学生为中心;四是(shi)鼓励质疑;五是(shi)丰富的(de)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。

他(ta)很欣赏美国著名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校长弗朗西斯·奥克利在就职典礼上的(de)一段话:“课外活动如同正规课程一样好(hao);游戏如同工作一样好(hao);同伴与孤独一样好(hao);陌生或熟悉,不安与舒适,抗议或庆贺,规定或自择,失败或成功,都好(hao)。”

(本文参考了霍四通所著《杨福家传》)(完)

【编辑:姜雨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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